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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保制度的不足

作者:陈杰律师 来源:海大律师网 阅读: 发布时间:2016-10-22 0:00:00

 一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,当事人也好家属也好最希望的就是就是取保。因为一旦被取保,就意味着立即结束(甚至不必经受)羁押之苦,而且一般也就意味着较轻的量刑(三年以下有期拘役或管制)、轻缓的受刑方式(缓刑)甚至相对不起诉的良好结果。而一旦被逮捕,即表明检察机关认为有罪的证据比较确实充分,可以定罪;也就是说,侦查机关对嫌疑人进行羁押后,检察机关批准逮捕,等于是给了侦查机关侦查意见的一个背书。由此,又会给法院的审判带来相当的影响——在此情况下如果法院判决无罪,公诉机关要给相关当事人以国家赔偿,相关办案人员要承担错案追究责任。 所以,虽然取保候审仅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强制措施,但实则攸关当事人的根本利益。因此取保候审也就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(无论其最终被证明事实上或证据上有罪与否)在诉讼过程中最大的利益诉求;建立一种规范、公开、公正的取保候审审办程序,就成为关乎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一项重要内容。 我认为,我国取保候审制度至少存在以下几点严重缺陷: 第一,缺乏明确量化标准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了四种可以取保候审的情况:(一)可能判处管制、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;(二)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,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;(三)患有严重疾病、生活不能自理,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,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;(四)羁押期限届满,案件尚未办结,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。后两种情况,因为不符合羁押条件,当然要取保候审;而前两种情况规定得过于笼统,给承办机关和承办人员留下太多的“自由裁量”余地。 第二,没有专门的裁量机关和程序。根据刑诉法,侦查机关、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都有权利办理取保候审。实践中,绝大多数情况是由侦查机关办理取保候审——如果侦查机关在侦查期间即办理了取保候审,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一般也会顺承下来;反之,一般也不会另行办理取保候审。根据上述“取保候审”与“定罪量刑”关系的分析,侦查机关(一般情况下)作为一个行政机关,即取得了实质性的“准司法权”,这其实并不符合宪法的规定。再则,取保候审的审批缺乏公开的程序,没有听证,没有陈述、抗辩和直接性救济——换言之,取保候审的权利很多情况下被侦查机关一家所垄断。 第三,“宁枉不纵”的落后理念依然存在。除极轻微的刑事案件外,一旦掌握初步的犯罪证据(比如口供),犯罪嫌疑人一般就要被羁押。 对照一下美国的“保释”制度: 以美国为代表英美法系强调人权保护,严格实行无罪推定原则。这反映在羁押措施上,就是“宁纵不枉”的保释制度。一旦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,警察必须在第一时间宣告“米兰达警告”;如果嫌疑人需要律师辩护,警察与嫌疑人单独接触的时间大概仅有数小时。在此期间,警方要完成诸多技术性工作(如采集指纹)。接下来即是保释程序的启动——警方和辩方在法官面前各自陈述需要羁押或不需要羁押的理由,继续羁押的必要性由警方举证。如果不需要羁押(绝大多数情况如此),嫌疑人应立即予以保释。换言之,在美国,以保释为常规,以羁押为特例。 无论各国,刑事诉讼均蕴涵两种价值取向:一是打击犯罪以保护公民的安全、社会秩序,简称为“保护功能”;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,简称为“保障功能”。两种价值取向自始即隐含着一种互相背离的张力,因此各国法律因为理念的差异而各有侧重。在包括取保候审(或保释)在内的强制措施制度设计上,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法治理念和价值趋向的差异。值得注意的是:随着人权观念的勃兴,人权“保障功能”越来越为世人所重视。我国第二次刑诉法大修对人权保障功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,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大潮的方向,值得充分肯定。 但问题是重视程度仍不够。取保候审制度的不完善,正是其焦点之一。不完善的取保候审制度,将不可避免地助长:一,权力寻租,司法腐败;二,侦查中心主义;三,无罪判决率低迷,冤狱率居高不下等现象的滋生。更严重地是,间接地影响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心。 我的建议是:首先,高扬人权大旗,树立牢固的“人权保障”理念。人权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“专利”,也是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,我们不必耻于讲人权。落实到取保候审,强制措施应以不羁押为常规,以羁押为特例。其次,取保候审(以及监视居住)的决定权收归法院,设立预审法官制度。其三,制定严格的庭审程规,充分保障嫌疑人的申诉权利。其四,确立较为客观的可量化的称量标准。